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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的关系。宏观调控是对经济变化进行调整，本身就是经常变化的，不存在所谓正确、不正确的问题，因之于具体情况变化了，就需要调控。失业率、增长率、经济的波动、市场的流动性紧张，这类都属于宏观调控的事情。当然监管对宏观调控加以帮助，可能有助于短期达到效果，但是监管政策就变成不可预期了，监管政策不可预期就意味着企业行为方式不可预期。有时上半年可能鼓励的事情下半年变成犯错误了；有时刚刚某个行为被处罚，却因为经济下行又开始鼓励这样做。所以，金融机构就会去揣测哪些监管政策实际上是坚持不久的，可以选择打擦边球，与监管政策展开博弈，如此一系列所谓的乱象就出来了。

而早在去年11月，通用汽车已经开始了堪称“惨烈”的裁员。通用汽车计划在2019年底前裁掉15%的员工，或达14700人，并计划在全球关闭7个生产基地以节省开支。如果以裁员人数来定，全球最大私企之一的丹麦ISS集团可以用“惊人”来形容了。2018年底，ISS集团宣布退出包括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巴西、捷克等在内的13个盈利不佳的市场，预计裁员达10万人，占到全球员工总数的1/5。

新华人寿旗下保险账户重仓股包括中国平安、平安银行、首钢股份、海格通信、花园生物、华鲁恒升等，其中分别增持了中国平安和花园生物股票4960万股和136.81万股，减持了平安银行389万股，其余三只股票则没有任何增减持动作。责任编辑：张文李小鹏两会后首次出差，要求“铁面无私”

但并不是说互联网经济不重要，今天，如果不能借互联网的东风，再优秀的传统企业怕也插翅难飞。评论君4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，曾目睹一位搞人工智能的企业家对台下众多制造业企业主疾呼：所谓颠覆式创新，只是创新金字塔尖上的一点，绝大多数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互联网技术不是要颠覆、取代传统制造业，而是要为制造业企业赋能，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。当年，淘宝崛起后，很多人认为电商会对传统产业造成巨大冲击。这看法只对了一半，零售行业确实“完全洗牌”，然而那些拥有技术、质量上乘的制造业企业反而借此打开销路，活得更好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互联网经济的真正贡献，不在于技术层面，而在于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、降低流通成本、优化生产流程、减少决策失误等方式，显著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，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。

第三，创新和监管的问题。我们需要给创新留出空间，监管肯定是落后于市场创新，但不能因此认为创新可以不监管。从监管方式来讲，创新也要管。创新监管不是要限制什么行为，但是监管必须要看到创新者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活动。现在都在讲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，特别是强调要建立直接融资市场，这当然是正确的。但是怎么来理解这个直接融资市场？目前大多数人还是把市场理解为钱怎么输导到所谓实体经济手，但是市场并非是形成这种钱从这一端放到那一端的一一对应关系。其实，直接融资市场的奥妙恰恰就在于钱不是直接从投资人到融资人的。比如期货市场，大量投机活动造成期货市场的流动性，充分的流动性进而形成了期货市场的价格，让生产者有了一个公平、透明的价格参照物，这就要比原来单纯供需双方谈判，对生产者更有利。同样，正因为有这样的流动性，作为生产者才能够在市场上来平衡或者说对冲自身的风险。股票市场也一样，作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人，可能是想投资你这个企业，也可能只是到市场上赚一票走人，或者经营模式就是做高频交易。因为不可能将其视为投资者和融资者的一一对应，所以才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市场系统。现在一方面讲要建立市场，但另一方面却总是强调建立一一对应关系，以这样的观念来制定政策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。直接融资市场不是简单的权益投资，权益投资角度，投资人要准备长期投资，这个市场就没有层级了。直融市场的奥妙是小额变大额，大额变小额，分散的变集中的，集中的变分散，在反复当中最后实现融资者融到想融到的资金，投资者投到了希望投资的标的。这个过程中，投资者并不一定看重的是最终的融资人，他们看重的只是产品。

数据显示，旅游、餐饮、酒店/住宿等线下生活消费行业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，节后十天招聘需求降幅普遍超过六成。其中，旅游业由于基本停摆，招聘需求不足2019年同期的四分之一；广告/传媒业的招聘需求降幅也超过七成；由于尚未完全复工，制造业人才新增需求同比回落47%，500人以下中小企业的需求比例由2019年同期的19.9%提升到25.8%。